中药材用农药登记现状、问题及展望

中药材涉及植物、动物、矿物等多种原料，在疾病治疗、健康维护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中药事业发展，中药材规模化种植需求上升，病虫草害成为影响产量与品质的关键因素。然而随着中药材种植规模的不断扩大，农药登记体系发展却呈现不平衡状态，一些常用的药材如红花、砂仁、甘草、藿香等长期无登记产品；已有登记多集中在有机磷、氨基甲酸酯等高风险化学农药上，而微囊悬浮剂、纳米农药等先进剂型及生物源农药占比极低。这种失衡状态制约了绿色防控技术推广，也带来了农药残留与抗药性隐患。因此，亟需从登记数据入手，系统评估中药材农药登记与使用的结构性缺陷，并探究其深层成因与发展路径。

1. 登记种类与数量：热门集中，冷门缺位

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确认我国共有中药资源18817种，其中包括中国特有的药用植物3151种，现主要大规模种植的中药材近300多种。截至2025年12月31日，笔者在中国农药信息网上对我国常用中药材登记情况进行统计整理，记录了枸杞、金银花、桑叶、人参、菊花、三七、黄芪、石斛、枇杷、白术、山楂、天麻、板蓝根、贝母、灵芝、五味子、丹参、麦冬、党参、地黄、玄参、黄精、当归、川芎、柴胡、黄连、荆芥、大黄和苍术共计29种药材农药产品登记，而药用植物如红花、蒲公英、砂仁、甘草、益母草、苦参等32种中药材没有农药产品登记情况。

农药登记且在有效期内的农药种类为6种，包括杀虫剂（含杀线虫剂）、杀菌剂、杀螨剂、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和植物诱抗剂。统计的中药材农药登记产品数量为1121个，其中杀菌剂与杀虫剂占比较高，杀菌剂为568个，杀虫剂为432个（含杀线虫剂1个），杀螨剂36个，除草剂49个，植物生长调节剂35个和植物诱抗剂1个；其中，杀菌剂与杀虫剂（含杀线虫剂）29种，占中药材农药登记产品的89.21%。

根据表1数据可见，枸杞、金银花和桑这三类药材在农药的使用中占据主导地位，其中，枸杞的农药产品数量最高，其杀菌剂和杀虫剂占比最高，反映了在种植过程中更易受病菌与虫害的威胁，而大黄、苍术等登记产品较少。造成这种数量差异的原因可能是不同中药材对生长环境的要求不同，有些药材更容易受到病虫害的侵扰。如枸杞多为露天种植，且缺乏物理屏障，大规模种植更容易引发病虫害的集中性的暴发与大面积的传播。整体来看，中药材农药登记以杀菌剂和杀虫剂为主，而除草剂与杀螨剂的使用则相对较少；而红花、甘草、砂仁等32种药材无相关农药产品记录，应及时开发药剂与完善农药登记情况，以期为实际种植提供合理指导，保证中药材的产量与质量，促进中药材经济增长。

2. 登记剂型：传统剂型为主，先进剂型较少

已登记的农药产品包括20种剂型和8个结晶粉原药，剂型中悬浮剂SC、乳油EC占比最大，数量分别是411个与239个，分别占所统计中药材病虫草害所有农药产品剂型数量的36.7%与21.3%（表2）；分散粒剂WG有147个、可湿性粉剂WP有113个；还有水剂AS有54个、微乳剂ME有37个、可溶性液剂SL有30个、水乳剂EW有17个、可溶性粉剂SP有16个、粒剂GR有14个、种子处理剂有22个（种子处理悬浮剂FSC有10个、种子处理液剂LS有7个、悬浮种衣剂FS有4个、种子处理可分散粉剂WS有1个）、缓释剂（微囊悬浮-悬浮剂ZC有5个、微囊悬浮剂CS有1个、微囊粒剂CG有1个）可溶粒剂SG有3个、粉剂DP有2个、可分散液剂DC有1个。

根据表2数据，农药产品剂型以悬浮剂为主，虽然悬浮剂作为一种高效环保的先进剂型被广泛使用，但其在配制时应持续搅拌直到药剂均匀分散后才使用，在使用时应避免配制后长时间存放造成药剂沉淀，影响施药效果；乳油剂型是悬浮剂之后登记数量最多的剂型，其原药为有机溶剂，在使用时应注意有机溶剂对环境及生物的危害。除了悬浮剂这先进剂型，微囊悬浮剂、微囊悬浮-悬浮剂等先进剂型的登记情况很少，尚无纳米农药的登记，应大力发展先进剂型的使用，保障环境与生态系统的安全。

3. 登记分类：化学农药为主，生物农药较少

在中药材上登记的农药产品有效成分总计176种，其中，内吸性农药为795个，占70.92%；非内吸性农药296个，占26.4%；兼具内吸性与非内吸性农药30个，占2.68%。化学农药有1022个，占91.17%，其中化学合成农药为1010个，矿物源农药为12个；生物源农药为99个，占8.83%。

据统计，农药产品登记有效成分占比较大的依次是戊唑醇共计90个，占所统计中药材的农药登记数量的8.03%；吡唑醚菌酯为72个，占所统计中药材农药登记数量的6.42%；嘧菌酯为64个，占所统计中药材农药登记数量的5.71%；敌敌畏为48个，占所统计中药材农药登记数量的4.28%。内吸性农药占比大，这对防治难以直接接触农药的刺吸式口器害虫及其体内携带的病原菌等病虫害有极大的优势，保障了农作物的健康生长并减少了病虫害带来的经济损失。但与此同时，内吸性农药会引起农药残留和抗药性风险，对农作物安全与经济发展带来严峻的威胁。生物农药作为对环境友好、对人畜低危害、不容易产生抗药性且符合绿色农业可持续性发展的产品，目前农药登记数量极少。在未来应该加大生物农药的研发投入，提高生物农药的产量，优化农药登记结构，向绿色、高效安全的方向发展。

1. 登记缺口突出，常用药材“无药可用”

据中国农药信息网上登记信息查询，登记用于中药材的农药产品总体数量不足，仅为所有的农药产品数量（近5万个）的2.2%，且针对不同防治对象的药剂数量明显不均衡，杀虫剂与杀菌剂占比89.21%，除草剂仅为登记用于常见中药材的杀虫剂和杀菌剂的4.37%。许多常见的中药材目前尚没有明确的农药登记产品，如红花、蒲公英、砂仁、甘草、益母草等。这些中药材同样存在病虫草害的威胁，如红花锈病、蒲公英白粉病、砂仁炭疽病、甘草锈病、益母草斑枯病；而对于已有农药产品登记的中药材，其登记药剂的数量仍普遍偏少，防治当归病害只有3个杀菌剂可用，防治川芎、柴胡和黄连病害均仅有1个杀菌剂可用。

2017年，浙江省农药检定管理所所长王华弟就曾指出造成上述现象的根本原因，特色小宗作物防治药剂面临市场小、利润低且市场成本风险高的困境，仅药效和残留登记试验成本便高达30万元甚至更多，这导致相关企业普遍缺乏投入意愿。与此同时，国家在引导中药材规范化种植时，政策也优先聚焦于道地和规模化品种。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发布公告中，在制定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的意见征求稿中明确将枸杞、三七、金银花等具有规模化基础的道地药材列为重点对象。这种政策导向进一步强化了企业的登记倾向，形成了热门品种越热，冷门品种越冷的市场格局。

2. 剂型结构仍较落后，环保型与控释型占比过低

登记用于中药材的农药产品剂型中乳油、可湿性粉剂等传统剂型仍有一定的占比。以乳油和微囊悬浮剂为例，乳油主要缺陷在于其配方中大量使用的有机溶剂对非靶标生物具有较高生态毒性，且田间持效期较短、有效成分降解迅速，同时其生物活性易受作物叶片表面性质影响导致药液润湿沉积不稳定。这一问题在中药材上尤为突出，因为中药材多为多年生植物，如三七、人参、黄芪等，生长周期长达数年，传统剂型在土壤中的累积效应将远高于一年生作物，其有机溶剂残留可能通过多年连续吸收进入药用部位，带来更高的农残风险。相比之下，微囊悬浮剂通过囊壁材料对有效成分的包覆实现控释释放，可显著延长持效期并提升生物活性，特别适用于多年生中药材的病虫害防治；同时通过壁材设计可调控制剂的环境安全性，且制备工艺可优化以获得包封率高、释放特性良好的产品。纳米农药在提升农药利用率方面更具优势，能够有效降低有效成分的施用量，符合农业可持续发展理念，但目前还没有登记用于中药材病虫草害的此类产品。

当前农药剂型结构发展仍较滞后失衡，对于绿色生态防控带来一定影响。一方面，对环境友好的助剂如分散剂、乳化剂的自主创新能力依然不足，连续化、自动化核心生产工艺装备的缺失，进一步加剧了制约产业升级的技术瓶颈。另一方面，中药材种植以小农户分散经营为主，农户长期形成的用药习惯使其对水基化、控释等新型剂型的认知度和接纳度普遍较低，致使新型的环保药剂在成本竞争中始终处于劣势，推广进程频频受阻。由此可见，农药剂型的升级换代不仅是单纯的技术问题，更是一项涉及农户行为转变与市场机制完善的社会经济系统工程。

3. 产品重复严重，同质化加剧抗药性风险

在登记中，戊唑醇、吡唑醚菌酯、嘧菌酯、敌敌畏等农药的登记重复率仍较大，而新品种农药的登记较少。根据《农药登记资料要求》规定，被认定为是相同农药的便可豁免绝大部分重复的毒理及环境归趋试验，该条款为销售额巨大且技术成熟的农药产品提供了低成本、高速率的登记路径，避免了资源浪费。对于相关企业而言，戊唑醇、吡唑醚菌酯、嘧菌酯等成熟产品的市场价值及安全性已经被验证，市场风险可控。这种优势将引导相关企业的研发方向投向仿制领域，而非研发周期长、成本投入高且结果不确定的新品种农药的研发上。

从有害生物综合治理（IPM）的角度，当前农药市场中同一作用机理药剂大规模、高频次重复使用，将加剧抗药性进化的选择压力。以作用位点单一的甲氧基丙烯酸酯类（QoI）农药为例，其本身有较高的固有抗性风险，农户在相同作用机理类别下的可选药剂种类虽在数量上有所增加，但陷入了同一靶标反复用药的处境。对于生长周期长的多年生中药材而言，这种持续的同质化选择压力将显著加速病原菌群体中抗性等位基因频率的提升。近年来小麦赤霉病菌对苯并咪唑类杀菌剂的抗性蔓延为这一风险提供了现实佐证，中药材产业应引以为戒。

4. 存在较多安全风险，农药残留对生态与健康带来威胁

传统农药安全隐患在运输环节表现得尤为重要，如乳油中的有机溶剂会增加储存和运输过程中的安全风险，还容易导致溶剂挥发和泄漏等安全问题的发生。更关键的是，中药材作为药品，其农药残留标准较普通农产品更为严苛。乳油的芳烃类有机溶剂对水生生物表现出显著的毒性，溶剂通过水体传播，进入水生生态系统后，会对其中的生物产生负面影响，干扰其正常的生理功能和生存状态，还会对非靶标生物产生负面影响，破坏生态平衡，对整个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

从有效成分的角度，三唑类内吸性农药如戊唑醇具有一定的水溶性，可以通过灌溉、雨水冲刷等方式进入地下水域，造成水体污染。戊唑醇在降解期间会经过一系列的反应产生多种转化产物（TPs），戊唑醇及TPs的残留物可通过径流等方式转移到水环境中，对水生生物产生危害。这对于多年生中药材而言，戊唑醇在土壤中可通过根系被药材连续吸收，并在根茎部位累积，而根茎类药材如丹参、黄芪、甘草等恰恰是中药材的重要入药部位，其农残超标风险远高于叶菜类作物。且此类农药不仅会限制土壤中原有微生物的生长和活性，还会对非目标生物产生影响，引起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和多样性的变化，可能进一步影响中药材根际微生态环境，进而影响药材品质。甲氧基丙烯酸酯类内吸性农药（如吡唑醚菌酯）已有研究证实，可影响人肝细胞线粒体功能，直接对人体造成损伤，并首次发现其具有雄激素受体（AR）拮抗活性，存在内分泌干扰潜力。中药材的用药人群一般为特殊人群，对农药残留的敏感性更高，这一问题尤为值得警惕。该类药剂也可通过诱导氧化应激、干扰糖脂代谢并影响能量代谢相关酶活性，导致斑马鱼早期生命阶段出现生长迟缓和肝脏发育异常，对水生生态造成影响；在陆地生态方面，吡唑醚菌酯不仅对蚯蚓具有直接的氧化损伤，还会通过扰动微生物群落结构，间接促进抗生素抗性基因在土壤生态系统中的富集，土壤微生态的破坏可能对药材品质造成长期负面影响，这是中药材产业绿色发展中必须重视的问题。

在中药材领域，我国农药登记呈现传统剂型为主、绿色和先进剂型短缺、部分特色小宗作物存在农药登记空白的结构性特征，这一局面的形成是多重因素长期交织作用的结果。首先与我国农药登记制度的发展阶段密不可分。早期登记管理对传统剂型的门槛相对较低，尽管近年来登记门槛不断提高，但这些传统剂型依然占据主导地位，更新换代需要一个漫长的周期。并且，开发先进剂型不仅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还需承担市场接受度的不确定性风险。相比之下，传统剂型如乳油、可湿性粉剂等生产工艺成熟、生产成本低廉，对相关企业而言是最稳定的选择。由于一种农药产品从研发到登记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资金，而一些小宗作物的市场规模有限，企业难以回收成本，导致登记动力不足，农户在遭遇病虫害时要么无药可用，要么违规借用其他作物上登记的农药，由此带来的农药残留超标风险不容忽视。由此可见，我国农药登记的结构性困境，是相关制度、相关企业选择、技术创新瓶颈、市场需求和农户认知多重因素相互叠加的结果。在中药材领域，因植物多年生、药用部位多样等作物特性而使上述问题进一步放大，亟需针对性的政策干预和技术支撑。

农药依旧是防治农作物病虫草害、提高农产品产量、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促进农业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战略物资。未来我国在中药材农药产品的发展上需要从补充与扩大不同中药材农药产品登记数量与种类、发明高效且对环境友好的新有效成分、大力增加并推广先进剂型的应用等方面去推进，以解决当前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1. 加快登记与研发，填补品种空白

针对中药材农药登记基础薄弱、品种覆盖不足的现状，需要加快新有效成分和农药产品的登记与应用。目前登记用于中药材的现有防治药剂中，有效成分主要以单剂为主，一旦产生抗药性，将面临无药可施的绝境，影响中药材产业的健康发展。红花、蒲公英、砂仁、甘草、益母草等常用中药材上尚缺少农药登记产品，也急需登记药剂产品。农药产品的研发需要积极向环境友好、绿色方向发展，淘汰高毒、高残留农药品种。未来，可建立中药材小宗作物用药登记的绿色通道，针对种植面积较大、出口需求迫切的中药材品种如三七、人参、枸杞、当归等，可简化登记流程，降低登记成本，鼓励企业优先开展这些品种的农药登记。同时，设立中药材专用农药研发专项，聚焦新靶标与新结构化合物，为中药材产业提供品种支撑。通过创新驱动与制度优化，为中药材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品种保障。

2. 推广先进剂型与绿色农药，突破应用瓶颈

目前中药材农药产品的传统剂型有一定占比，这些剂型如乳油、粉剂等由于使用有机溶剂为介质，且会出现分层污染，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存在一定风险。针对中药材多年生、药用部位多样的特点，亟需加强稳定性、持久性、高效性、对环境友好的先进剂型，如微囊悬浮剂和微囊悬浮-悬浮剂、纳米农药等研发。先进制剂虽优势显著，但研发门槛高、试错成本大，相关企业不敢投资、没能力投资的问题突出。建议相关部门布局中药材先进剂型研发公共服务平台，构建开放共享的工艺验证、设备支持与安全性评价体系，以降低企业研发成本与创新风险，加速先进剂型技术从实验室研究向规模化生产的转化进程。

同时，中药材是生物源农药推广最具潜力的领域，其对农残要求更严、出口面临更高要求，具备使用生物农药的经济可行性。应推动苦参碱、印楝素、贝莱斯芽孢杆菌、苏云金杆菌等生物源农药产品的研发与应用，其不仅在病虫草害的治理上有明显作用，还可维持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为土壤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中药材产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公共健康安全和经济效益做出贡献，以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农药的推广不仅依赖于产品迭代，更有赖于农户认知的提升。未来应着力构建多元科普体系，可依托基层农技站点开展中药材专用农药课堂与对比示范，让农户直观感受减量增效的实际成效；可编制中药材安全用药图册指南，以案例化方式传递科学用药知识；可借助新媒体，邀请相关专家与种植户开展技术讲解与经验分享，有效破除信息壁垒。唯有切实提升农户对绿色农药的认知水平与应用能力，才能将技术优势转化为田间实效，实现中药材产业与生态保护的协同发展。

作者就职于西南林业大学林学院云南省林下资源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