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的ISO农药新名来自中国，但这真的意味着我们赢了吗？

2025 年，全球农药行业出现了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现象。

当年ISO 批准及临时批准的 28 个农药英文通用名中，中国企业获得了 21 个，占比超过 75%。其中，一家中国企业一年内获得 7 个通用名，这在全球农化研发史上并不多见。

如果只看这一组数据，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

中国农药原创，正在进入“爆发期”。

但真正的问题在于：

这些通用名，究竟意味着中国原创已经具备“全球竞争力”，

还是意味着我们刚刚走到一个必须重新校准认知的节点？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ISO 通用名的意义不应被低估，但更不能被放大。

它意味着一个新化合物被国际体系正式承认，

具备进入登记和开发体系的资格。

但它并不意味着：

已完成全球应用验证

已通过主流市场的长期风险筛选

已证明自身具备稳定、可持续的商业价值

在全球农药研发体系中，ISO 通用名更像是“中途站”，而非“终点线”。

理解中国原创面临的现实，必须先回答一个问题：

为什么欧美原创农药往往能走完从发现到全球商业化的完整周期？

答案并不神秘，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

欧美跨国公司在原创农药研发上，具有三个结构性优势：

第一，原创起点更靠前。

它们的创新，往往始于对全新生物学问题、作用机制或靶点的理解，而不是从已有结构出发的优化。

第二，研发一开始就“以全球为假设前提”。

一个分子在立项阶段，就已经被放入不同作物体系、不同农业模式和不同抗性场景中反复推演。

第三，最重要的一点：

它们拥有完整、成熟、长期运转的全球应用开发体系。

这套体系的核心能力，并不体现在“发现速度”，而体现在：

多气候带田间试验的长期积累

作物与农艺系统的深度嵌入

抗性管理与生命周期管理能力

正是这套体系，使得欧美原创农药不仅能被发明出来，更能被“用对地方、用得长久”。

行业里常说，新农药从实验室到市场，平均需要10–12 年，筛选十几万化合物，最终只有极少数能成功上市。

但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是“早期淘汰率”，

而是淘汰真正集中发生的阶段。

一个容易被忽视的事实是：

新农药研发中，最残酷的淘汰并不发生在发现阶段，也不主要发生在登记阶段，而是集中在“全球应用开发的后半程”。

原因很简单：

登记，本质上是一个“高门槛但标准化”的过程

数据可以委托第三方，路径清晰，有成熟SOP

而全球应用开发，则是一个无法外包、无法速成、只能靠长期体系积累的过程

这一步要求企业真正理解：

不同国家的作物结构、农作方式、病虫草谱系和抗性压力。

正是在这里，中国原创与欧美原创之间出现了真正的“断崖”。

必须坦率地说，截至目前，中国农药创制体系中仍未出现完全从零出发的先导化合物。

当前中国获批的大多数原创新分子，具有高度一致的特征：

基于既有作用机制和化学骨架

通过结构修饰实现活性、毒理或成本优化

以国内作物和防治体系为核心设计目标

这类创新在全球研发语言中，通常被称为后期改良型创新。

它并不低端，反而：

成功率更高

商业化周期更短

非常适合体量巨大的中国本土市场

但它的天然限制也很清晰：

很难支撑跨农业体系、跨区域的长期全球应用开发。

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部分领先企业选择与跨国公司在新化合物层面展开合作，反而显得尤为理性。

其背后的逻辑并非“放弃原创”，而是清醒地识别能力边界：

中国企业更擅长分子设计、结构优化和工程化实现

跨国公司真正不可替代的，是全球应用开发体系和市场嵌入能力

这种模式，与日本农药企业长期采取的路径高度相似：

原创发现由自己完成，全球开发通过协作完成。

这不是妥协，而是阶段性最优解。

基于现实条件，中国原创农药并非没有机会。

更可能率先突破的方向，反而集中在三个相对“务实”的细分领域：

第一，抗性管理导向的小众或补充型产品。

不一开始追求blockbuster，而是在特定作物、特定抗性场景中建立不可替代性。

第二，杀线虫剂与土壤处理型产品。

这一领域全球长期供给不足，中国在设施农业和高强度防治场景中积累了现实经验。

第三，合规友好型、低残留或新来源机制的分子。

在欧美监管环境日益趋严的背景下，合规本身正在成为竞争力。

这些路径的共同点是：不试图一次性复制欧美模式，而是在现实约束下寻找突破口。

对中国农药创制而言，

真正值得期待的时刻，

不是再多几个ISO 通用名。

而是某一天，

人们在欧美作物标签上看到某个中国原创分子时，

不再讨论它来自哪里，

只关心它是否好用。

那一刻，

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药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