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药产业目前的成就、问题和解题思路

10月13日，由中国农药工业协会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主办的“第二十五届全国农药交流会”拉开了帷幕，近千家国内外企业集中参展，主题大会和多场研讨会接连举行，数万人参观交流......

也许这正说明了，越来越多的行业人士在农药行业革故鼎新重塑秩序、提质增效攻坚克难、市场内卷角逐白热化的目前，开始积极地寻求新的发展机遇。但如何才能精准地把握住未来的方向，可能需要冷静下来，好好思考下我们农药行业目前的状态、问题和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针对这一问题，想农药人所想的农业农村部农药检定所专家赵可利，非常及时地在第二十五届全国农药交流会的主题大会上，为大家梳理了我们农药产业截止目前的发展成就、现状、问题和解决方向，可以说很好地为我们重新认识自己，明确问题根源和探索解决方案，提供了新的思路。

农业农村部农药检定所专家赵可利：作为新朝代的农药人，如何跑好我们这一棒？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农药产业经过一代代农药人的艰苦努力，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中间体、原药、制剂主链条和相关配套在内的强大的产业链，产品出口覆盖18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名副其实的农药“世界工厂”。但不可否认的是，存在的问题也同样突出。而所有这些，赵可利为我们一一进行了详细的剖析。

首先，是生产端的生产能力居全球首位，产能集中度逐步提升，但明显存在产能阶段性过剩的问题，并已经成为了行业内卷的源头！

自1949年胶东在建益化学厂基础上建立山东农药制造厂开启中国农药的新旅程之后，天津农药厂的第一个有机磷车间也在1957年让我国快速进入了有机合成农药的时代。之后经过半个世纪左右的发展，我们从中间体也要依赖进口的农药产业链，快速涵盖了中间体、原药、制剂等完整环节，并不断地延伸价值。同时，规模以上企业数量不断增加，产业集中度逐步提升，特别是以相对集中于江苏、山东、四川、浙江等地的农药企业为主力，于2005年成功地把我国推向上世界第一大农药生产国和出口国的“宝座”。目前，我国农药产量已占到全球60%以上。

但我们也要看到多重因素叠加导致产能过剩的突出问题。供给弹性较大而需求弹性较小，一旦供需失衡，企业为争夺市场不断压价，恶性竞争现象屡见不鲜。同时，硬件升级与产能转移进一步加剧了产能过剩问题，生产实现自动化、智能化，效率显著提升，特别是东部企业西迁过程中产能的大幅增加，让这一问题已经显得更加明显。此外，短期利好激发投资热情，新冠疫情短期利好、企业盲目投资扩产，产能逐步释放，进一步加剧行业竞争。

其次，是产品端的产品种类齐全结构优化，质量稳步提高，但同质化低端化严重，内卷加剧！

我们的农药产品种类从上世纪70年代禁用有机汞，90年代禁用六六六、滴滴涕，本世纪禁用高毒有机磷等产品的过程中，农药品种结构经历了高毒高残留向高效低毒低残留的环境友好的转变，780多种的农药品种让产品总数达到5万个左右，涵盖了国内外所有的种类。其中杀虫剂占比由70%降到42.3%，杀菌剂、除草剂由21.9%、21.1%分别提高到了25.4%和27.6%。同时植物生长调节剂和卫生杀虫剂等均有增加，有效地满足了农、林、卫生、园林、仓储和公共场所等各领域的需求。同时，高毒农药占比已经不到1%，占比超85%的低毒、微毒农药已经成为主流，生物农药和环保型制剂发展迅速。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农药市场同质化现象严重，专利到期产品市场争夺集中，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扎堆生产专利到期产品，登记压力山大等问题。在50000个登记证中，阿维菌素登记2415个，吡虫啉1443个，同质化问题凸显。同时，低端产品占主导地位，原创品种占比不到10%，登记超过15年以上的占70%，草甘膦、百菌清等部分大宗品种超过35年，低端化问题严重，部分重点单品被国际环保组织重点关注，我国在履约中面临两难困境，毒死蜱被列入斯德哥尔摩公约。

再者，经营端经营体系完善，有效满足需求，但乱象增多，监管难度增大！

目前，我国的经营许可达30.05万家，涵盖两级经销价格体系以及物流、仓储等，能够满足国内2亿农户需求。东部地区半径3公里内和西部地区半径10公里内均有经营主体存在。特别是随着60万左右“兼职植物保医生”队伍的发展，我们已经拥有了一批实力强、信誉好的经销商。一些农资直营店、连锁超市、标准化示范店等均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同时，网络销售和农资大零售等新兴模式快速发展，也不断地推动着经营的创新。可以说传统的经营体系正在经历着重塑性的变革。

然而，销售方式灵活多变的互联网销售方式兴起，给农药经营带来了新的挑战，追溯难题突出。部分不法商贩通过电商平台销售劣质农药，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典型案例显示，通过网络电商平台销售低浓度农药，销售金额上百万元。监管难度大，假冒伪劣问题频发，线上产品合格率低于线下产品合格率。使用端乱象较多，小农户片面注重药效和价格，对品牌、质量黏性低，不利于优质优价的成熟市场形成。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价格较低，导致农民用药积极性降低，残留、环境等问题增加农药成本，在监管和市场不够成熟的情况下，会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让市场失灵。这很大程度上会对前端各环节、整个市场、整个产业影响深远。

第四，是出口端成为需求主引擎，供应全球，但内卷延伸海外，发展质量不高！

在1994年我国农药净出口额度首次超过进口额之后，又于2004年出口量首次超过国内使用量，标志着中国农药产业从国内市场为主转变为全球市场。之后于2024年出口的205万吨（折百）158亿美元农药中，制剂首次超过原药的比重，自主品牌产品有了一定的比例，市场走向成熟，境外自主登记明显增多，出口的质量结构有又了根本性改变。可以说目前的我国农药产业对国际市场依赖越来越高，同时全球市场和粮食安全对中国农药的依赖也越来越高。

但是，农药出口面临诸多问题，也正在制约着产业高质量发展。出口产品附加值低，以出口原药、贴牌制剂为主，部分农药为利润出口农药中间体，加剧原药竞争。境外登记成本高、时间长、要求严格，绝大多数生产企业和外贸公司采取供应商登记，采用供货方式与国外企业合作，附加值受限。出口大宗产品多为草甘膦、百草枯等老化合物，新产品、新化合物少之又少，部分被国际环保组织持续关注，更新迭代和绿色转型压力较大。从价格看，近年出口量虽增，但价格持续下跌，价格指数距最高点近乎腰斩，导致总金额下降，“有市无利”的现象频繁出现。

第五，是研发端瞄准科技前沿，初步具备自主创新能力，但创新动力不足，核心竞争力不强！

回首过去，1958年的乙蒜素，1970年的混灭威，1976年的灭幼脲等均是我们的仿制产品。但自1993年起，氟吗啉成为我国农药创制的突破之后，我国已经进入了创制的阶段。之后从2005年起，在南北农药创制中心和一系列国家级、省部级平台成立之后，创制农药的速度明显加速，973、863等国家项目连续立项，已经让我国初步具备了自主创新的能力，之后50多种新农药，自动化、连续化和智能化的新工艺，以及微囊粒剂和纳米载药等精准施药的新技术相继问世。科技创新能力逐步提升，国际竞争力增强。

然而，总体来看，我们的企业创新动力依然不足，研发投入相对较低，与国外企业相比存在差距。四大跨国公司每年在相关领域研发投入占公司销售额的5%以上，而我国进入全球农药行业20强的国内企业，多数研发投入占销售额的3%左右。我国目前仍是仿创结合，以仿为主，国内头部企业仍以仿制农药生产为主，中小企业随大流，“智猪博弈”夹缝生存，没有创新。与国外企业为创新主体不同，我国科技人才资源多集中在高校、科研单位等，创制风险大的同时，也存在出海难，无法统筹全球资源等问题。

第六，是管理端的法律法规基本健全，全周期监管日趋完善，但高质量农药管理还有薄弱环节！

目前，在《农业法》等10多部法律对农药管理做出明文要求的同时，我们以《农药管理条例》为主，《农药登记管理办法》等6部部门规章为辅，和《农药登记资料要求》等规范性文件，以及不乏强执性内容的农药管理准则和标准（超过1万项），甚至相关国际分约等，让我们从登记、生产、经营到使用等环节的法律法规基本健全。而在此基础上，我们的相关部门正在综合运用这些法律法规的授权，进行着从生产到消亡的全生命周期的有效的监管，确保农药产业的健康发展。

但与新时代的要求相比，我们的法律法规体系尚需健全完善，执法力度需加强。同时行政许可作用还需进一步发挥，各项政策对农药登记依赖较大，生产许可对限制产能、防止恶性竞争方面发挥作用还需进一步提升，试验单位重审批轻日常管理的问题仍然存在，缺乏飞行检查的具体配套要求。同时，配套支撑能力建设存在短板，管理体系和信息化建设有待加强，政策支持产业科技还需争取。综合运用各种管理手段和部门配合机制不足，农药管理链条长、环节多、涉及部门多，需要综合运用各种监管手段，并建立部门协同配合机制。

明确了目前的现状和问题的所在，那么就有可能找到问题的解决办法。而赵可利也给出了他自对农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的解决方案。

首先，赵可利表示，我们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特别是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综合运用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明确农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方向和具体举措，一张蓝图绘到底，久久为功。

其中底线思维方面，赵可利强调农药姓农，因为粮食安全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生存问题，“有药粮才稳，有粮心才安”，农药产业发展无论发展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了属农的初心。同时也要注意农药对人类的重要性和对随之带来的安全风险就像孪生兄弟如影随行，药品的特殊性，农业的基础性，农药集于一身。要特别防止农药对人类健康、生态环境带来的重大系统性风险。

其次创新思维方面，赵可利强调农药产业是典型的科技密集型、科技驱动型，符合新质生产力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的特点。要针对农药产业特点，打造具有农药产业特点的多层次、特色创新高地。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战略科技力量作用，积极拓展新赛道新出路，打造化合物、工艺和经营模式等多层次创新体系。

再者，系统思维方面，赵可利表示要全链条发展，统筹研发、生产、经营、贸易、使用等环节，提高整体效率。全周期监管，覆盖农药生命周期全过程，将农药产业各主体均纳入服务范围，并推动构建多部门协同联合监管机制，确保各环节协同发展。

第四，法治思维方面，则是要不断健全法律法规，探讨制定《农药管理法》的可能性，同时加强对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整治等监督执法，并重点展开针对农药经营、使用对象的普法宣传，

而在以上四大思维的基础上，赵可利又提出了自己对推动农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建议。包括了高质量的全产业链、出口、登记、生产经营监管和管理能力等方面。

首先在农药全产业链方面，资本、劳动力、技术等每个要素拥有者要根据生产的需要，根据自身比较优势参与产业链条生产。之后参与分工各方根据贡献替代性进行博弈，价值分配以价格形式体现，注意要素实际贡献率，以及是否容易被替代。其次我们要从政策方面，引导将全链条向两端延伸，强链延链，提高和竞争力，将制造业优势转化为全链条优势。而企业要根据自身比较优势，有意识地向两端延伸，提高附加值，靠比较优势参与分工，在价值链分配博弈中争取更多的话语权。

其次，农药出口方面，不仅要从卖中间体、原药和产品的“下三卖”转向“品牌、服务、标准的“上三卖”，同时要在“全球观“的基础上，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利用好两种资源，坚定不移地走出去，在全球市场做品牌、渠道和服务。

再者，登记方面，不仅要在数量质量满足包括小作物等在内的市场需求，结构也要科学合理，提升低毒、低残留和生物农药占比，监测现有品种，再评价去劣存优，促进新旧更替形成良性循环，建设试验单位、检测机构和中介组织等高质量支撑体系，并能依法高效廉洁为企服务。

第四，生产经营监管方面，不仅要规划产业布局，建立监测预警系统，推动生产许可审批前置，调控农药产能，而且要疏堵结合规范网络经营，加强对网络销售农药监管专项执法，探索制定互联网负面经营清单，完善农药产品抽查工作机制，严厉打击提高震慑，同时打造标准化经营门店，持续改进提升农药经营体系。

第五，农药管理能力方面，主要是要完善农药管理体系，在市县级配备专职人员，确保有机构办事、有人管事。同时强化部门间协作，实现信息共享、执法协同联动。提升技术支撑能力，建设国家农药大数据监管平台、国家农药风险监控中心，强化标准顶层设计，统筹农药全链条要素。综合运用监管手段，形成立体全覆盖监管的格局。重重要的是，加强高质量农药检定所的软硬件建设，主动担当推动部门协同。

赵可利表示，以上建议如能落实，必能进一步优化我国农药企业营商环境，大幅推进农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我国农药产业经过70多年的发展，从最初的农药短缺到成为全球最大的农药生产国和出口国，生产能力、产品结构、经营体系、科技创新和管理水平等方面均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如果在发展过程中能够解决掉已知的诸多问题和挑战，则必将从规模扩张快速完成向质量提升的转变，同时也将为保障全球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